张居正、考成法与“立限考事”,“以事责人”


2010-10-28 21:35 原创 文摘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作为政治上考成法和经济上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的推进者,他在史学领域也掀起了一场革新:恢复并改革起居注制度,建立了考成法,在主持修纂《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大明会典》等官史时,将考成法应用其中,极力推行专任图成,立程责效的改革措施,使史馆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并为后世修史树立了典范。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市)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初选庶吉士,授编修,因徐阶提携,累官至右中允、国子司业和翰林院侍讲学士。隆庆元年(1567)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神宗即位后,他与神宗生母李太后、宦官冯保结成铁三角关系,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执政与改革时期。作为政治上考成法和经济上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的推进者,张居正在史学领域也掀起了一场革新,并在主持修纂《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大明会典》等官史时加以贯彻。

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推行考成法。考成法的特点是立限考事以事责人,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部做底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查考,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终注销。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10](19,万历元年十一月庚辰);其效果正如傅维麟《明书》所赞扬的那样,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所有官员,百事惟谨,致政风大变,效率提高。张居正的这种考成法,也施诸官史修纂上,从而形成了专任图成立程责效的目标管理制度

明代官史修纂中最主要的史著便是《明实录》。由于官场腐败,管理混乱,人浮于事,作风散漫,致使《实录》修纂久拖不成。按照惯例,参与官史尤其是《实录》修纂的人员,书成之后都会得到升擢和赏赐,因此,史馆修纂人员的调入,常常成为内阁大臣扶植亲信的机会。他们各荐所知,不顾才质,结果有时举荐的史官非老即病,或入馆经宿而死,被人讥为:生老病死苦,史馆备矣。”[12]更为可笑的是,一些誊录官征入史馆后未及誊写,即遇丁忧服阕,至服满回京,书已修成,未缮一字,仍照常获得升赏:或初充史馆誊录,未举一笔,以丁忧去,服阕,适书完,遂由员外进郎中者,其妄干恩泽,紊乱旧章,曾无一人举觉。”[12]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史官常常散漫无纪,或随便请假不来编摩;或天热时不顾体面,竟在史馆多亵服执笔”[12];甚至在史馆中吵闹对骂,斯文扫地。景泰间修《寰宇通志》,史官丁与宋怀忿怒失色,詈言于馆中,有人写诗讽刺道:参议丁公性太刚,宋卿凌慢亦难当。乱将毒手抛青史,故发伧言污玉堂。同辈有情难劝解,外郎无礼便传扬。不知班马韩欧辈,曾为修书闹几场。”[12]这便是张居正改革史馆前的状态。

张居正执政之初,朝廷修纂《世宗实录》逾六年未成,此后又先后上马了《穆宗实录》和《大明会典》等大型修纂工程。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作为首辅兼总裁的张居正提出了专任图成立程责效的改革措施并推行相应的目标管理制度,很快扭转了史馆散漫、史书久修不完的局面。具体来讲,张居正的官史修纂改革包括以下两个措施:

第一,推行专任图成立程责效的措施,实行正副总裁责任制和分层管理。张居正提出:事必专任乃可以图成,工必立程而后能责效。《世宗肃皇帝实录》开馆纂修今经六年,迄无成功,盖以未尝专任而责成之故也。盖编撰之事,草创、修饰、讨论、润色,必工夫接续不断乃能成书,而职责要紧又在副总裁官。吏部右侍郎诸大绶、礼部右侍郎王希烈原系《世宗皇帝实录》副总裁,今各馆草稿未经修饰,宜责二臣专管&hellip”&hellip”立为程限,每月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详;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删润。每年五月间、十月间,臣等将纂完稿本各进呈一次。大约终月可完一年之事,终季可完三年之事,从此渐次积累,然后后功可期。”[10](5)所谓专任责成,便是要求各史官之间有明确的分工;分层管理,便是不同级别的史官承担不同的修纂任务,首先是纂修官修纂史稿,然后由副总裁看详,最后由总裁删润。随着修纂工作由具体到全面的提升和史官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对完成稿子数量的要求也相应发生变化,即负责修纂事宜的纂修官每月要编成一年之事,只负责看详修改的副总裁每月则要改完一年之事,而总裁则要负责全部报上来的稿子的删润审查工作。立程责效,则提出了实录修纂的时间期限,并规定每年五月和十月进呈两次修成稿。

张居正自己对专任责成制度身体力行。虽然身为内阁首辅,日理万机,但他还是尽到了一个总裁应尽的职责。总裁是史馆业务的总负责人,负责史书修纂体例的制定、内容的弃取,统一平衡副总裁送上来的史书草稿,加以删润,同时也负责馆内纂修人员任务的分配及监督。史馆一般设多位总裁,首席总裁多由内阁首辅兼任,第二总裁由次辅担任,依次类推。首席总裁负总责,其他总裁则协助首席总裁负责实录修纂的业务工作。首辅张居正担任《世宗实录》及《穆宗实录》总裁时,就十分负责,自谓无一字不经臣删润,无一事不经臣讨论”[10](65)。这决非自夸,而是真实表白。神宗曾情不自禁地称赞:皇祖《实录》皆经先生看改!”

第二,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次第修纂《世宗实录》、《穆宗实录》和《大明会典》。这是立程责效的另一种表现。当时,除了《世宗实录》外,《穆宗实录》也在纂修之中。张居正忙而不乱,以改革家的魄力和远见制定了《世宗实录》与《穆宗实录》修纂的总体规划,决定两部《实录》同时并进,但先集中力量完成篇幅较少的《穆宗实录》,然后再集中全部力量纂完卷帙浩繁的《世宗实录》:顾皇祖历世四纪,编纂卒难就绪;皇考临御六年,刻日自可竣功。俟纂成之日,令两馆各官并纂《肃皇帝实录》,则两朝大典可以次第告成。
按照张居正分两步走的计划,《穆宗实录》于万历二年七月甲申顺利完成。进呈的《穆宗实录》共70卷、《穆宗宝训》8卷,加上目录及凡例共为80册,自始修至完工仅用了两年不到的时间。

正当总裁张居正集中全力修纂《世宗实录》时,万历四年六月,《大明会典》的重修又拉开了帷幕。这无疑加重了史馆修史的负担,使情况变得较为复杂。作为《世宗实录》的正副总裁,张居正和汪镗等又都兼任《会典》的正副总裁[10](5152)。修纂官也相互兼任,如马自强等方纂修《世宗实录》,诏不妨以原务兼修”[10](51,万历四年六月乙酉);万历四年九月丁未,命《实录》纂修官检讨王弘诲充《会典》纂修官”[10](54)。《大明会典》的工程量也很大,据万历十五年刊行的《会典》来看,因为补入嘉靖二十八以后至万历十三年的史事,使篇幅增至228卷。在上述情况下,张居正没有过分地分散精力,仍坚持专任图成、立程责效的革新措施和既定目标,以有限的人力从事《大明会典》的修纂,仍然集中主要力量修纂《世宗实录》。

到万历五年八月甲戌,前后花了十一年之久的《世宗实录》最终竣工。这部巨著长达566卷,加上同时修纂的《世宗宝训》24卷,共590卷。如此长篇巨制能够顺利完成,无疑得力于张居正在修纂制度上的改革和管理到位。《世宗实录》不仅速度上进展较快,更重要的是,质量得到了保障。由于张居正的正确导向,史官坚持据实直书,如《世宗实录》在记兵部右侍郎魏谦吉生平时,就敢于对这个无赖发迹的深层背景进行揭露:谦吉,狂率无赖,不类衣冠士。其居官终始,所至无一善状。淫暴掊克,若饿鸱乳虎。至于锥刀乞索,即市井人羞言之。属时政污浊,遂致位卿尹,恩恤隆备若此!”[9](485)这不仅是对魏谦吉个人的贬斥,也是对世宗朝腐败政局的控诉。在张居正革新精神的引导下,《世宗实录》修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明实录》中最好的一部。清代徐乾学在《明史例案》卷二中评论道: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褒贬殊多颠倒;莫疏于万历,而顾秉谦之修纂叙述,一无足采。其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宪胜于文皇,正德、隆庆劣于世庙,此历朝《实录》之大概也。

此外,对于官史修纂机构的史馆,张居正也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如完善供给制度、门卫制度等等。明代史馆所需办公用品实行供给制,供应内容包括酒饭、笔墨、木炭、桌、凳、砚、炉、象牙书圈、纸札等。张居正为了保证实现专任责成的目的,坚持完善史馆供给制度。万历四年七月丁未,大学士张居正等以重修《会典》,请日给副总裁、纂修等官及各员役供事者酒饭、笔墨、木炭等项,照旧开支。其桌、凳、研、炉、大小象牙书圈,内监照数送用。刑部、都察院按月支送纸札”[10](52,万历四年七月丁未)。张居正还在《议处史职疏》中要求将史馆中的东面四馆改成起居注馆,并提供相应的物质条件:其合用纸札、笔墨、酒饭等项,照纂修例给。他还提议由政府向史馆提供校尉、办事吏、裱褙匠等员工,以解除修纂史官的后顾之忧。重修《大明会典》时,张居正就建议外用办事吏二十名,分送各馆管理册籍,启闭馆门,匠役并校尉照旧应用。门卫制度也是史馆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为了保证修史环境的安静,提高修史效率,同时也做好保密工作,张居正建议史馆要加强门卫制度,不准闲杂人员随便出入。他在《议处史职疏》中上言:除典守誊录人役随同共事外,一应闲杂人等,不许擅入!”守卫史馆的人员便是前揭之校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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